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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院中國

龔鵬程:書院精神的當代發展

2016-10-26 19:07 查看: ||

龔鵬程:書院精神的當代發展

現今到底有多少書院?有人說七百多,有人說三千多,不知道,因為遍地開花,難以計數。這幾年,是大陸國學運動的一個新階段,其主題詞就是“書院”,各地、各種人都在辦。

但書院的興起與發展是有個脈絡和過程的,慢慢才成為今天這個樣。所以我先要簡單地做些歷史描述,然后再來探索現在發展存在的問題。

一、

年來,臺灣跟大陸的儒學學者在打口水仗。有人說:“大陸目前當紅的是政治儒學,關心政治體制改革、民主與憲政的問題。而臺灣呢,過去發展雖然非常好,但比較偏重于心性儒學。”認為當代新儒家,如唐君毅、牟宗三先生他們在海外的拓展、跟世界哲學界的對話,比較強調孔孟心性之學的傳統,要在已經高度現代化污染的社會,重新關注當代人回歸心靈本原。這當然很有價值,但是在打開民主政治格局上,儒家卻沒有起太大的作用。而大陸現在更想知道的是:儒家能不能在自由主義式西方民主憲政和社會主義統治型態之外,從中國傳統文化中提出一個新的民主憲政方案。所以大陸有些儒者,說要回到康有為,重新探索儒家與當代政治關聯。這在大陸和港臺,就不斷引起爭論。

龔鵬程:書院精神的當代發展

我現在要介紹的路數,則既不是心性儒學,也不是政治儒學;卻又界于心性儒學跟政治儒學之間,或者說它已打開一個新的空間。

這路數是什么呢?就是:讓儒學重新回到現代社會生活的脈絡中去。而這個路數跟我們書院的運動是有直接關系的。

這其實是條生活儒學的思想脈絡。這個脈絡約20世紀80年代才從臺灣逐漸發展起來。

大家知道,20世紀80年代,大陸的文革、臺灣的文化復興運動都已經結束了,兩岸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大陸改革開放,臺灣一樣在改革,解嚴,開放黨禁、報禁。同時兩岸間開始交流,開啟了一系列學術和文化上的活動。所以兩岸的命運在80年代以后就跟之前完全不一樣了。之前是分隔的歷史,但之後文化脈絡、社會組織、人群肌理開始慢慢融合。

龔鵬程:書院精神的當代發展

當代新儒家是50年代發展起來的。張君勱、徐復觀、唐君毅、牟宗三等人在心性哲學上當然卓具貢獻(近人常常沒志氣,說我們沒有大師。實際上像方東美、唐先生、牟先生他們,在世界哲學家裡也是第一流的)。但他們對自由、民主、憲政也有很多推動。牟宗三寫過《政道與治道》,後來還專門提出一套理論去處理傳統儒家如何開展出科學跟民主的問題。徐復觀則在香港長期辦《民主評論》,提倡自由民主。他《談儒家傳統與自由民主憲政》,更是專談這個的。張君勵則是抗戰后“第一屆全國國民代表大會”第一部憲法的起草人,也是近代中國民主憲政最重要的奠基者。他參考德國《威瑪憲法》,並根據儒家的政治觀,創作了這樣一部憲法,不但臺灣現在仍在用,且被公認是不錯的,在國際憲法學中也有其地位。當時臺灣雖然國民黨一黨獨大,實行了黨禁,但是張先生所主持的“民主社會黨”還一直維持著。當時臺灣只有三個黨,而它卻也不是花瓶 ,是有主張的、有意見的。他還辦了個雜志叫《警世鐘》,提倡民主憲政。因此他是臺灣儒家跟社會主義、自由主義重新融合的一個新類型。像當時錢穆對中國傳統文化是比較溫情的,認為中國傳統政治既不是封建,也不是專制。張先生就跟他不同,對傳統的政治體制及錢先生都有所批判。

換言之,新儒家本來就不只侷限於心性儒學,本來就也關心儒學之社會性。而他們所開創的這個跟自由主義、社會主義融合對話的路數,在80年代之后,實際上又有了新的開展。

除此之外,新儒家在臺灣幾十年,與其他一些講儒學的團體,他們之間共同又推動了臺灣另一個儒學發展的路向。這路向是什么呢?

龔鵬程:書院精神的當代發展

大陸的現代教育體制是從清末“廢科舉、立學堂”之后建立的。臺灣則在甲午戰爭後被割讓給了日本,所以日本人直接在臺灣建立了這套現代教育體制。國民政府到臺灣以后,仍繼續推動這個體制。可是儒者多認為現代教育體制是有問題的,不可能培養出具有傳統文化人格的人物。所以他們雖然也常在大學中教書,或在研究機構里任職,但他們會花很多精神去推動民間講學,在民間辦書院。譬如錢穆先生,最大的事功就是在香港辦了新亞書院。唐君毅、牟宗三先生在香港和臺灣也是這樣。成立講會或基金會,在民間講學。

臺灣民間講學第一種群體就是這些老先生,他們有著對傳統文化的理想,而跟現代教育體制有疏離感。他們希望尋找一個新的空間,向社會上去爭取認同;並培養一些對文化傳承有熱情、有理想的年輕人。

龔鵬程:書院精神的當代發展

這樣的人很多,不僅是新儒家。像前幾年剛過世的毓鋆,一百多歲還在講課。他原先也在大學教書,后來不教了,自己辦私塾。很多大學教授、學者、年輕學子、外國人的漢學家,都在他那兒讀書。大家都認為:在大學讀書,只是拿個學位而已;在私塾,則跟學位沒關系,真學問的養成還得在民間的書院里。后來他的弟子們還成立了夏學會,繼續推動民間講學。

在臺灣另有個非常有力量的群體,就是臺灣的泛宗教界。臺灣的宗教因為沒有受到大陸的影響,跟大陸的整體情況不一樣,大陸曾經有一階段要“消滅反動會道門”。但這些團體在臺灣,都持續地發展並辦學。如臺灣也曾經把它認定是邪教的 “一貫道”,在臺灣發展了十幾個分支,信徒有幾百萬人,解嚴後亦可自由傳教。所謂 “一貫道”就是《論語》中夫子說:“吾道一以貫之”的意思。它在政府壓制期間還能繼續傳播壯大,靠什么呢?靠的就是在各大學里面辦國學班、國學講習會,培養了很多愛讀古書的傳統文化的人才。

龔鵬程:書院精神的當代發展

我在讀淡江大學時期,另有一個教團在我們學校辦社團,叫“軒轅教”,拜黃帝的。教主王寒生先生每天晚上開講。我也在那邊聽了《道德經》《黃帝十大經》等。同樣,拜王母娘娘的慈惠堂也在社會上開了很多講經班。還有一個天德教。號稱“空手治百病”,信條是廿字真言:“忠、恕、廉、明、德、正、義、信、忍、公、博、孝、仁、慈、覺、節、儉、真、禮、和”。這不都是傳統倫理嗎?但他們相信這個,並以這為咒語。后來它又發展出一個分支叫“天帝教”。我曾替它辦了個華山講堂。後來王財貴先生以此推動兒童讀經,然后再推展到大陸。

可見這類民間宗教對臺灣的經典傳播、傳統文化發揚起過很大作用。講這種傳統文化經典也不分佛、道。其實本來傳統也就是這樣的。嵩陽書院過去是嵩陽觀,鵝湖書院過去是鵝湖寺。它雖是寺廟或道觀。但文化傳承是大家共同的事,書院是講傳統文化的地方,所以佛教、道教、民間宗教都來支持。

龔鵬程:書院精神的當代發展

而這樣的傳承,在80年代中期以后,又加上了些新的元素。

第一就是兩岸交流。兩岸交流擴大了臺灣的文化視野,同時也讓在臺灣受到現代化體制性壓迫而逐漸邊緣化傳統文化,得到新的生命。因為臺灣畢竟走著現代化的道路,大學吸收了所有優秀的學生與學者,學者只能抽出一部分時間來替民間辦學。大學又只講現代知識,不談傳統,故傳統文化的力量,在這個現代化社會體制中,畢竟是逐漸地被邊緣化。可是兩岸交流之后,它的空間完全打開了,完全不一樣了。傳統文化的這些活力在臺灣得到新的激發,也發現在大陸有很多同道。因為80年代大陸的學術環境也產生了重大的改變。從尋根文學、傷痕文學之后,產生了積極的“文化熱”。

龔鵬程:書院精神的當代發展

那時實際上是有兩種不同的路子。主流當然仍是西化,像當時的電視劇《河殤》認為傳統中國文化代表了黃土地,是保守的力量,他們想追求蔚藍色的大海。但在這個時候,傳統文化也得到機會,重新恢復了生機。如1984年馮友蘭、梁漱溟、季羨林等先生推動成立了中國文化書院,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這些先生雖然都在大學教書,但是他們要恢復中國傳統書院。我第一次帶臺灣的教授團到大陸來來交流,辦紀念五四70周年的研討會時,也就是跟中國文化書院、北大哲學系、北大中文系合作的。所以中國文化書院也打開了兩岸交流的格局。另外,1986年岳麓書院得以重修,並在體制上讓岳麓書院跟湖南大學結合,使它不再只是一個旅游點,也負擔了繼承傳統書院文化的任務。它遂開始有學術研究,招收研究生,跟湖南大學產生聯動。

此外,還有個大規模的研究項目,是社會科學院的方克立先生主持了現代新儒家的一系列研究。他自己寫了一部《現代新儒家與中國現代化》。方先生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但可能也因為他這樣的身份,才能夠提倡對于港臺新儒家的研究。馮友蘭、賀麟、梁漱溟、熊十力、馬一浮,一直到海外新儒家的著作才得以重新整理跟發揚。

這就帶出了一批新的研究者。如現任中國文化書院院長王守常當年就是整理熊先生全集的。在這個階段里面,他們跟臺灣也有了很多互動。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80年代中期,臺灣本身的學術發展中也有另外一個脈絡,是原來沒想到的。

原來都是一些讀古書的人在講傳統文化,但是現在出現一批生力軍。是些什么呢?臺灣因發展工商業,所以管理學院非常多,臺灣當時號稱“東亞四小龍”之一嘛,中小企業的發展,當時正旺。可是臺灣的企業運作體質使得當時很多美國留學回來、講哈佛式管理的,在臺灣都不適應,水土不服。覺得講美國這一套,在臺灣用不上,后來就發展日本式管理。日本式管理在臺灣也火過一陣子。很多人以為臺灣受日本影響很大,因為受日本統治過五十年。可是就像在臺灣吃的日本料理,跟在日本吃是不一樣的。口味、水土都不同,所以日本式管理在臺灣最終也施展不開。后來管理學界就有人想:那我們可不可以嘗試發展一種中國式管理呢?

龔鵬程:書院精神的當代發展

所謂中國式管理,就是由《易經》《孫子兵法》《貞觀政要》等等抽提出一些原理原則,跟管理學理論結合起來談。前幾年大陸上有一大堆講成功學、厚黑學的,講“《易經》決策管理”的,無數的MBA班、高階管理班、應用國學,其實就是當時在臺灣的延續。現今在電視上非常活躍的曾仕強先生,就是80年代中期在臺灣開始摸索做中國式管理的人。他是管理學學者,但他必須尋求新的應用上的突破,所以回頭來跟傳統學問做個新的結合。

另外還一個新的契機。臺灣的教育過去都覺得非常有成效。特別是我剛剛說的,在臺灣是“東亞四小龍”的時候。但是慢慢到了80年代以后,大家就體會這一種從清朝、從日據時代發展下來的教育體系,內部有很多問題,而且病入膏肓,非改革不可。所以社會上急切呼吁:進行大規模的、全面的、徹底的教育改革。這個教育改革后來一直是政治上非常重要、大家也非常焦慮的一個問題。在李登輝乃至陳水扁時期,由李遠哲領軍進行了十多年的教育改革。但可惜失敗了。這個失敗也導致了臺灣現在的困局。

很多人看臺灣看不清楚。覺得臺灣整天在政治上吵吵鬧鬧。但關鍵其實不在那里,在于教育改革的失敗。因為教育改革失敗,使得臺灣陷入到半癱瘓狀態,到現在也沒找到出路。這是李遠哲帶給臺灣的噩夢,也是他人格破產的原因。他當時聲望極高,是諾貝爾獎的得主,藍綠雙方都非常支持他,在民間更有極高的聲望,但他所主持的教改,連他自己都承認是失敗的。

雖然如此,在80年代,大家並不能預知未來,因此我們有很高的激情,希望能夠進行改革。而也因為要改革,所以打開了一個辦書院的機會。我辦的南華大學、佛光大學,就是在這個機會中出現的,當時的口號是:在現代大學中恢復傳統書院精神。

另外就是當時臺灣在推動社區總體營造。小社區全面的改造,提出了一個新的概念。叫做“社區文化化”,社區要有文化。社區不只是一個生活空間,它更是一個文化空間。還有“文化社區化”,文化不是只在廟堂,不是只在大學,文化要進入小社區。這對臺灣的社會體制也產生過重大影響。因為這樣,所以教育權力下放了,各地開設的許多社區大學。現在大陸朋友可能會注意到臺灣的文化創意產業在華人地區是比較好的。但這一些文創產業(特別是跟現代書院合作的文創產品。如茶道、香道、花道之類產品)都是在這個脈絡下發展出來的。

二、

好了,這是一個大的背景與脈絡。這脈絡到90年代以后怎么樣了呢?別的不說,以我自己的一些工作來做例子。

當時,大家找了很多新思路。如曾昭旭先生認為傳統儒家講“五倫”關系。這五倫中雖有“夫妻” 倫,但它只討論成為夫妻以后的關系。現代社會則較復雜,男女關系不完全是夫妻關系。這是當代生活上很大的問題。人,一般不會為了政治環境惡劣而自殺,但受情傷而自殺的卻很多。青年人最常碰到的問題也多半來自于感情、來自于家庭。在儒家理論中,其實也還沒有完全處理好這些問題。對于新一代的孝道、新一代的愛情倫理、夫妻倫理、情人間的關系,我們又都沒有新的開展。所以他要講“愛情學”。

龔鵬程:書院精神的當代發展

林安梧則提倡一種后現代的儒學。過去我們談來談去都是儒家跟現代社會如何的關系。但進入后現代以后,要不要發展出一種后現代的儒學,或者叫做新儒家之后的儒學?這種儒學的整體格局、關懷點,跟過去強調道德主體性的談法是不一樣的。

還有像傅偉勛教授提倡“生死學”。因為:講哲學,最核心的就是要解決生命問題,了解生命的價值,解決生存的困惑,所以一切哲學關鍵是處理生死問題。當然生死問題過去佛教已經講了一些了,但還有許多問題有待處理。跟美國的“死亡學”等學科沒法關聯起來,不能對當代社會有所發展。當時我在辦南華大學,就請他把美國工作辭掉,到臺灣來跟我一起開創“生死學”這個學科。後來影響非常大。不但創立了學科,而且改造了整個行業甚至社會。我自己還替臺北市政府寫過一冊《臺北市民通用喪葬手冊》。

龔鵬程:書院精神的當代發展

傅先生為什么愿意把美國終身教授的職位辭掉,到臺灣來參與一個新的學校?這個新的學校沒有任何政府支援,完全靠社會動員,社會募款。當時的號召叫“百萬人興學運動”。我提出一個新大學的理想,說臺灣有很多大學,為什么還需要我們費這么大的牛勁來辦一所學校呢?是因為現在的大學都不夠好、都有問題。所以說臺灣不缺大學,但是缺乏真正的大學或者叫真正的好大學。我們要辦這樣一所好大學,號召100萬人每人每月交一百塊錢臺幣來支持我。這些人為什么要來支持我辦大學呢?我說“我們要辦一所恢復中國書院精神的現代大學。”體制上,它固然符合臺灣教育的規范,是類似臺灣清華、臺大的這樣的現代大學,但是它內部跟臺灣所有大學都不一樣。是傳統書院精神貫穿下的大學。

這樣的大學,當時在社會上,之所以能得到這么大的支持,就是因為這個理想大家已經期盼甚久了。大家都覺得現代大學有很大的問題,所以希望能恢復書院傳統。書院傳統的回歸,成就了這樣的大學。

辦這樣的大學,前后前后花了我十年的心血,辦成了兩所。這兩所大學從一開始就是臺灣新式院校中最好的,一直到現在,還有很多的記錄沒有被打破,也不可能被打破。例如一位學生有兩位導師輔導他。全校實施通識教育。學校圖書館24小時開放,且沒有任何門禁。學校職員上班不打卡,也沒有什么加班制度等等,一切都不一樣。像佛光大學,一開辦就招博士生,也從來沒有學校是這樣辦的。每個學校都是從本科慢慢辦上去,只有我們是從研究生往下辦。所以我們的師資非常好,雖是一個新的小學校,卻有許倬雲先生、楊國樞先生等院士、中研院副院長,乃至諾貝爾獎得主高行健等等。這些學者為什么要到我這新學校?而且這學校在山坳里,非常偏僻,一切教學設施都很差。當時草萊初辟嘛!他們為什么愿意來?因為有一個新的理想召喚著他們。那就是:怎能把傳統書院的精神重新貫通在一座現代大學中、顯示在所有制度上。

具體說起來,它有幾點是非常不一樣的。這與我們後文要談的東西有關。

龔鵬程:書院精神的當代發展

一是經典教育。每個學科的核心都是經典課程。學生在四年課程中,至少要詳細讀完八本中西經典書目,經典教育貫穿整個教育。

二是通識教育,全人格教育。學生考進去時,大一大二都是不分系的,沒有分專業。所有學生進行的是一套通識教育。這種方法後來也開始被有些大學采用了,如北大就設了一個“元培學院”,試用這種方式。通識教育的推廣,2000年以后也得到很多學校的支持。但所有學校都是在專業教育的體制內進行一部分通識教育。我們不是,我們全校都是通識教育,結構完全不一樣。所以傳統文化修養是每個學生都會的。譬如我的學生,不管哪個科系,都會彈古琴。古琴課每個學生都上,其他通識教育的課程就不用說了。為什么要學古琴呢?因為學校提倡禮樂教化,所以要恢復中國傳統禮樂。就像剛剛開幕式,各位都聽過演唱《詩經》里的《關雎》,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結婚的禮贊,非常動人,唱得也很好。但是請問:詩經裡的《關雎》怎么唱,你會嗎?我們現在對于古代雅樂是很陌生的。而我1996年就設立雅樂團開始摸索、恢復、重建雅樂。五年前在大陸的中國音樂學院也設立中國雅樂中心,重新教該學院的老師跟學生什么叫中國音樂。

中國的禮器、樂器,很多人已不認得了,我們從南華大學開始做起,20多年了,當然有若干成果,我們也愿意分享給其他的書院。

三是管理學的人文化。最先南華大學只是一所管理學院,辦的都是管理學科。但是我們開創了管理學的整體人文化。不但是中國化而已,還是整體的人文化。所以我們開創了藝術管理、非盈利事業管理、殯葬管理、出版學、環境管理、旅遊事業管理等新學科,這些也延伸了剛剛講的管理學的中國化。把它全部改造,出現了人文管理學的一個新學群。

管理學過去只有兩大塊,一政府管理,二企業管理。在我這邊才開展出人文管理,像藝術管理這種科系,過去是沒有的。非盈利事業管理,過去也沒有,連名稱都是我定的。

這是大學跟書院重新磨合,因為過去切開了,重新接合,得創造出一個新模式來。與此同時,大陸也在進行類似的嘗試,如岳麓書院也正想辦法跟大學結合起來。又如韓山師范學院,現代教育傳統已有一百年多了,但也有一個老的書院傳統,這兩個部分要重新糅合起來來做。雖然因為實際條件不同,大家做法不太一樣,但它代表一種思路。

龔鵬程:書院精神的當代發展

三、

2004年我大學校長卸任以后,主要就在大陸上活動了。這些活動遂也逐漸拓展到大陸各領域去。

首先我要在大陸重建書院。不但每年都辦國學營,帶著學生環繞著書院去游學。如到江西鵝湖書院、白鹿洞書院去轉。到河南、貴州、浙江、山東等地去,恢復大家對書院的認知、實地考察重建的機會與方法。

重建之後,接著就要做孔廟和書院的活化,我在2001年成立了東亞孔廟聯誼會,提倡、討論如何恢復傳統孔廟的活力。各個地方的孔廟、書院荒廢著,或移作他用,或只是個文化旅游點,或只是個文物單位,都需要重建並予以活化。十年以還,我和我的朋友學生們做過了底下這些:

北京:天泰書院、明道塾、世界漢學研究中心分部

四川:成都都江堰文廟、都江堰國學院、眉州洪雅五斗觀

浙江:杭州復性書院、杭州韻和書院、寧波桃源書院

江西:廬山白鹿洞書院、宜春昌黎書院、吉安陽明書院、龍虎山道家書院

江蘇:南京崇正書院、常州道南書院、南京大報恩寺報恩講堂

陜西:漢中漢博園、漢宮、漢源書院、世界漢學研究中心

福建:泉州大觀書院

金門:金門燕南書院

廣東:廣州明倫書院

龔鵬程:書院精神的當代發展

各位都知道:孔廟和書院若只是個文物、歷史遺跡,或只是一個旅游點,它就是死的。傳統的祭祀功能、教育功能、文化功能,現在都要讓它活起來。目前國內大約也只有我這個體系能做到活態運營。一是有教學,恢復廟學合一、恢復書院教育,正式招生。二是有祭祀。春秋歲時祭祀,現在各地也多開始辦了,但有規範的很少。我們比較規范些,相關禮樂恢復得比較好。三、這些禮樂又衍生為文化活動,寓教於樂,還兼有學術性。例如在孔廟和書院中舉辦婚禮、冠禮、士相見禮、射禮、鄉飲酒禮,恢復傳統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恢復古代書院六小舞,辦世界古琴大會、經學研討會等等。四、文化旅遊。只有學術、教育、文化活動都恢復了,孔廟和書院才能真正成為文化旅遊之標的物。像都江堰孔廟原先復建時,連廁所都沒有。為什么?因為進孔廟無非去看看孔子的牌位、孔子爸爸的牌位、孔子弟子們的牌位。晃一圈,十分鐘就可以出來了,有啥可看的?所以當時根本沒考慮建廁所。但現在隨便一個游客進去,可能個把小時不出來。因為有很多東西可看,有各種的活動。“百度”還挑選它做為中國唯一的孔廟文化的數字博物館。

這就叫做古跡的活化運營。這是我當年在臺北市政府擔任顧問時提出的概念。當時通過臺北市文化局來做,孔廟祭孔完了以后就講學,局長龍應臺等人都坐在底下聽。所以孔廟不是只是拜拜而已,它本身是個講學的地方。另外,還設立一些觀光旅游路線,環繞著書院跟孔廟來做。希望讓孔廟和書院成為當代城市新的文化中心,像燈塔一樣能夠發光,或像發電機一樣能發電。

這種活化當然包括了六藝的傳習、禮樂的傳習。傳習不只在孔廟跟書院中做,同時也要在社會上做。因此我在上海市嘉定區成立了一個禮樂傳習所,要讓現代社會“富而好禮”。編了些書,也跟報社配合做圖文,也辦禮樂傳習培訓。近日北京也準備做禮樂的傳習。除了禮樂之外,我們還有古建筑傳習所、武術傳習所呢!

另外呢,我們還建立了一個叫“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推廣中心”,我是推廣中心的主任。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這些絕技,我們過去不認為它是學問,認為它只是技藝、技術。把“道、器”分開了看。但是我認為它是傳統文化、國學很重要的一部分。要把這些技術好好地保留,另外能夠說明這些技術它的理論上、在道理上它表達了怎樣一種觀點、帶有什么樣的價值,綜合結合處理起來,所以我們叫做“非物質文化遺產推廣中心”。

現在我們還準備繼續做的是社區國學。讓國學進入到每一個社區,這是我們延續當年在臺灣所做的部分。總之,所做的這些,重點都不在于個人的修身,而是強調儒學重新回到我們的社會脈絡里面去,讓我們在社會一般人的生活中就能夠重新體會國學,體會傳統文化。

我剛剛所講的,是以我做事為例。但這些並不只我一個人在做,很多人在做類似的事。比如說書院有書院學會,每個地方也重新恢復了很多很多書院,目前是個熱潮。孔廟雖然活化得不多,但很多地方的孔廟也都朝著這個方向在做、在走,或者在做局部的恢復,所以有很多孔廟負責人到我們那邊觀摩。禮樂傳習也一樣,做得很多。所以剛剛的介紹雖然偏重在于我個人的經驗,但實際上代表了一種思路。這十多年來,大陸總體的思路大概也顯示在這幾個方向。

四、

以上可說是成果。現在要談面臨的問題,問題在哪?

一,如今大部分書院還是政府的職能部門,屬政府的事業單位或由政府主管,有些歸旅游部門,有些歸文化部門:文化局或文管所。如白鹿洞書院即歸屬廬山景區管理處,教育等功能只附在風景旅遊任務下來發展。有的書院也辦些講座,但實際上只是過去勞動人民文化宮、少年宮之類的性質。也有些是圖書館功能的發揮,如尼山書院,就是通過山東文化局跟山東圖書館是合作的。圖書館里面另掛了個尼山書院的招牌,然后辦講座。但這種面向公務員的培訓或面向市民的講座,屬于社教性質,與各社教機構辦的其實沒什麼差別。如若要求書院獨立講學、獨立運作,則現在還有很多限制。

它有財務上的限制。或靠政府撥款,或者業務收入,如作為旅游點的書院就靠門票。然而書院并不是熱門的旅游點,作旅游,往往連內部的小賣舖都維持不下去。因為一般游客對書院沒太大興趣,書院裡也沒什么可看的,逛一逛,瞧瞧舊建筑而已。且大部分也不是舊建筑,只是仿古的水泥紅磚屋。這種假古董有何可看?所以這是目前蠻大的問題。

另一種,是在教育改革脈絡下發展起來的書院。這類,性質複雜,我把它稱為“泛書院運動”。什么叫“泛書院運動”?就是說其中很多並不是書院,如遍地開花的兒童讀經跟私塾,往往自稱為書院。其實它不是,只是蒙學館。所謂讀經,大多也不是經,像《弟子規》是什么經?但大家讀得熱火朝天。這種蒙學也有引進西方蒙臺梭利或華德福等教育理念的,跟傳統文化就更遠了。還有經典誦讀或少兒吟誦工程,做詩詞教育或耕讀,有些則強調修身。距古代書院之性質與規模格局皆甚遠。

有些書院也講經,或講《老子》或講《莊子》或講佛講禪,古代書院也沒這樣辦的。

龔鵬程:書院精神的當代發展

另外還有一大批書院是會所改名。因為這兩年反腐,所以原先一大批私人高級會所辦不下去了,就改頭換面,自稱書院。還有一部分商人做生意,賣香、賣茶、賣古琴、賣陶瓷、賣文創產品,也把經營點稱為書院,找一些人來講習相關的知識,組織旗袍會,組織漢服會,組織音樂欣賞,組織聞香品茗等等。

這些,是書院嗎?像兒童讀經,只是蒙學,當然談不上。書院是大人之學,而且都是有學派、有傳承、有宗旨的。這些蒙學層次卻很低,通常是“兩間東倒西歪屋,一個南腔北調人”,湊幾名學生,令其背誦。這跟古代書院的規模、格局、層次距離遼遠。至于會所型的所謂書院,只是一種文化沙龍,通常也沒有藏書。

過去的書院是以藏書為中心的。所以叫書院。有了書,就有人來讀書。有人來讀書,讀不懂,需有人來教書,因此才有了教育功能。藏了書以后還要整理、刊刻,所以書院又是研究中心、圖書編印中心,多有藏版。現在這些書院,既談不上藏書,也談不上刻印。很多匾聯擺設,甚至錯字連篇。坊間也有專門做線裝書的公司,做一批線裝書賣給這些書院妝點門面。其中也是錯誤甚多。書的選擇跟編排都大有問題。

另外,它們沒有祭祀。雖然書院不像孔廟,但書院仍是有祭祀的。平時也有禮樂講習,學生要跳“六小舞”。但現在沒有一個地方會跳這個舞。我八月底準備在曲阜“尼山聖境”辦全國國學院長高峰會,會把“六小舞”恢復起來,請大家指教。它不是孔廟的佾舞,但很值得恢復。可惜這些禮樂,現在書院都談不上了。

由於不懂禮,所以書院辦的“釋奠禮”“釋菜禮”,一般都是錯的。山東曲阜的祭孔釋奠禮,就多錯誤。其他地方更不用說。“釋菜禮”也是一樣,大家看“釋菜”,根據《禮記》的解釋,以為是拿菜去祭,其實不是的。“釋菜禮”的祭品很多、很豐富,儀節也很複雜。同時,“釋菜禮”並不等於開學禮,“釋菜禮”是每個月朔旦辦的。我有專門的文章談過,各位可以參考。

書院的禮樂之所以不規范,是因文化斷層,故今人多不懂。

不能談太多,僅舉一個例子。像我們剛剛看到演奏,彈撥的樂器主要是箏。可是我們讀《詩經.鹿鳴》,它說的乃是“鼓瑟吹笙”,不是箏。而瑟現在幾乎消失了,連民樂團的人也沒見過,所以他們沒法給我們表演鼓瑟吹笙,只能彈彈古箏,聊為替代。

龔鵬程:書院精神的當代發展

有天我去都江堰孔廟,樂隊的團長拉著我說:“我們孔廟復建時,從曲阜倉庫里復製了一批樂器,但拿來一看,很多都不認識。”他們都是學民族音樂的,但為什么許多樂器都不認得?因為我們現在的所謂民族音樂,多是胡樂,如胡琴、琵琶、嗩吶等等,另加上一些俗樂。古代真正的祭天、祭宗廟、祭鬼神等大型禮樂,誰也沒見過。像瑟這樣的樂器,當然也沒見過。瑟跟琴相比,大了許多。古琴只有七弦,瑟二十五弦,幾乎是琴的四倍,比古箏也都大上一倍呢。這么大的一個家伙,他問:“龔老師,這是彈的,還是像揚琴一樣敲的?”這都不知道,而且沒見過譜子,怎麼奏?我說譜子有,但光給你譜還不行,還得給你講講課。

為什么?我們現在祝賀別人結婚時,還常說“琴瑟和鳴,百年好合”。剛剛聽表演唱《關雎》,《關雎》不就說“鐘鼓樂之,琴瑟友之”嗎?這一章,孔子說:“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因為有琴有瑟,眾聲和鳴,特別好聽。但是當琴瑟和鳴時,瑟大琴小,可是琴為主,瑟為從;琴為陽,瑟為陰。所以瑟要配合琴轉調。若不說明,你光照著瑟譜去呆彈也是不行的。

這只是一個例子, “禮樂射御書數”目前什麼都還有失落的環節,需要我們慢慢填補起來。。

現在書院做得較熱鬧的,是非遺的推廣,各地都在推廣茶、香、花(花道、插花)、服裝(旗袍、刺繡、漢服)、昆曲、古琴等等。但這些都是跟藝術品買賣、文創產品銷售等結合的,真學問很少,商家忽悠的性質多。

有關社區國學部份,現在也只不過有少數房地產商在其樓盤、小區,拿出一小塊地方來做些國學課程。或者有一部分像山東顏炳罡先生做的鄉村儒學,是跟古村落重建結合的。現在人口外流,古村落殘破了。有一些地產商愿意重新恢復這些古村落,把儒學帶進去。或者有一些學者到農村去講國學,改善鄉村里婆媳關系、父子關系等問題。

方今書院運動之大體狀況約略如此。通常,文物點、旅游點的書院發展性比較小。因為它受限于政府的機制,人員又不能調整,內部很多人沒辦法另行安置,牽扯很多。現在,這種文化旅游形態的單位往往會跟地產商合作。地產商現在要去拿地已不容易,但若以恢復書院、恢復寺廟、恢復道觀為名,則能取得較好的土地,地方政府或許還愿意再出一些土地跟他置換。

現在還有一個新模式是文化產業園區的擴大化。就像漢源書院。漢中不像一般城市僅在新城區闢一小塊高新產業區、一小塊文化園區,而是整個三十平方公里就是漢文化園。曲阜尼山圣境也是這樣的。尼山圣境也占地三十多平方公里,現已建了一尊七十二米高的孔子像以及書院群落。

龔鵬程:書院精神的當代發展

還有些是培訓產業、教育培訓產業大力轉向國學、轉向書院。教育培訓產業主要是課輔教材等的開發,出售教學光盤、視頻,教材教具。你們不是要兒童讀經嗎?我就出聽讀機,跟寺廟中的誦經機一樣。還有一些也做連鎖,出品很多課輔教材。

另外像MBA這些企管培訓產業轉向國學的也不少。因為政府官員、黨員過去對國學是一竅不通的,現在政府開始提倡,黨校都要開傳統文化課程了。黨校沒有師資啊,怎么辦?所以這就由培訓機構來幫他們運作,到各大學找教員,幫他們提供課程,把各級政府官員招到大學來為他們進行這種國學的補習。

這些,是大陸目前幾種形態和主要運作方式。說得好聽是“百花齊放,多彩多姿”,說得不好聽就是“一團混亂,什么形式都有,良莠不齊”。大家又沒有統一的目標,各自想辦法來做,不但是“摸著石頭過河”,而且隨便一個什么人也都可以辦。

經費呢,有政府投入辦的、有民間財團支持的、也有慈善團體介入的,或是跟大學合作的。模式非常多。

但現在我們有共同的問題,一,缺乏獨立的財務結構。書院或由政府出錢來辦,要不就是想辦法賺一點業務費、補貼補貼。但完全要靠講學或活動維持運營,其實非常困難。傳統書院有學山、有學田,現代書院除非背后有地產商或大財團、公益團體來支持,否則光是找錢就已經把主持人的精力消耗殆盡了。因為他畢竟是讀書人,不是商人。如果他又要辦學又要經營,精力耗損之外,還常被質疑說:“你這是在做生意啊,不是在辦學,怎么可以天天去做商務呢?”基于書院的純粹性,它本身也不能太往商業上靠,很多事不能做,只能仰賴別人支持。但是仰賴別人,各位想想,在我們現代資本主義社會運作邏輯中,它又會變成什麼狀況?

假如孔子今天要辦學,他一定沒錢,那他可能找子貢出錢。但是子貢出錢以后,成了董事長,孔子就得聽子貢的。因為資本主義社會運作的邏輯是:誰出錢誰是老大。這樣,你這書院還辦不辦?所以這是個很大的問題。如果是政府主導,政府是老闆,你要有獨立的財務結構就更困難,現在政府欠款賴帳這些都是很常見的,他還可以隨時把你收掉。所以在法律地位和財務結構上,都沒有保障。

二是我們缺乏獨立的教學體系。很多書院辦得很風光。出來講講,也有很多東西可說,但內部都是一肚皮苦水。因為我們不能獨立招生,沒有獨立的師資,不能獨立講學,愛講什么講什么。連岳麓書院都不能像湖南大學一樣獨立招生。實際上岳麓書院的名氣比湖南大學大多了,但是不行,它只是屬于湖南大學里的一個機構。一般書院要申請成為一個正式的教育機構更是困難重重。要正式跟政府申請,說我們這是一個教學點、教學機構,得到一個執照,本身就是一樁難事。

另外,我們缺乏聯合資源體系。什么叫聯合資源體系?因為我們“良莠不齊”,性質各異,沒有共同的目標,也沒有共同的經營策略和方法,甚至我們沒有共同的利益。每個書院的利益點不同,所以書院之間都在高喊合作,“同聲相應,同氣連枝”,希望大家能有一些聯合的行動。但實際上非常難以協調作戰。都是各做各的,能互通聲氣就已經很不錯了,許多時候還有競爭的關系,也不會坦誠地來合作。書院的負責人都讀圣賢書,但畢竟都還不是圣賢,而且讀書人之間的合作其實最為困難,每個人各有主張,都很難聽別人的。合作可以,可是誰當頭呢?這樣的問題誰也不說,但人人肚裡一把尺。

龔鵬程:書院精神的當代發展

可是,聯合資源體系的建立其實是非常重要的。過去許嘉璐、杜維明先生他們曾想辦書院聯誼會;我們也在上海九州書院發起過類似的號召。討論時大家都熱火朝天,但是後來往往沒了下文,原因就是如此。

現在,我聯合了一些其他的書院,例如臺灣毓鋆先生的學生們也辦了十幾家書院,我們聯合做的一個線上的 “華夏學苑”,華夏國學教育的聯誼會。在網上提供我們的資源,師資、課程等。各地書院如果有需要,我們可以提供這些協助,但不要求、不強迫別人來配合我們,我們只是做一個提供者。

這樣做,是因為:沒有利益誰也不會來跟你合作,所以我們釋出我們現有的資源,看看能不能來進行一種合作。現在若能真正建立一個這樣書院的聯合資源體系,未來發展才會比較好。

還有就是我們本身的體制還需要改善。現在書院的規模都非常小,都沒有藏書、沒有大儒講學、沒有宗旨,這就自稱是書院,其實是笑話。設備、器材當然都需要擴充,師資更需要提升跟培訓。經營人才也是需要養成的。諸如此類,人才的養成、體制的改善,是我們要努力做的。

未來經營的模式肯定會因地制宜,社會也正在逐漸改變,政策則會逐漸地調整,所以我相信未來的空間會越來越大。但是我們辦書院的人可能要有一個特別的體會或者對自己的一個承諾,就是不忘初心。對于書院精神的掌握、對書院傳統的理解,是我們辦書院的人最核心的力量。

現在,我們對傳統書院有多少認識、對傳統書院精神有多少理解?我看過很多的書院,大力誇示“我們這個書院培養了多少科舉人才,考上了多少狀元。”這不是荒謬嗎?朱熹他們當年為什么要辦書院?就是反對科舉、反對利祿之途呀!如果讀了書就是要將來做大官、發大財,那是成功學、厚黑學,不是我們書院的傳統。書院傳統是什么呢?是為自己負責,為古圣先賢負責。我讀書,我繼承這個文化,為世界負責。這才是書院未來能夠發揚光大,甚至于改造我們這個社會、改造現行教育體制最重要的力量。如果這個力量喪失了,辦再多書院都是沒有意義的。

這個想法提供給各位做參考,感謝各位。

(本文已獲得作者授權)

龔鵬程:書院精神的當代發展

龔鵬程,祖籍江西吉安,1956年生于臺北。當代著名學者和思想家。現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臺灣師范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畢業,歷任淡江大學文學院院長,臺灣南華大學、佛光大學創校校長,美國歐亞大學校長等職。曾獲臺灣中山文藝獎、中興文藝獎、杰出研究獎等。

擅詩文,勤著述,知行合一,道器兼備。有文史哲宗教藝術著作八十余種。2004年起,講學于大陸各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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