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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寧老師:打破學科壁壘 ,培養通儒人才

2016-03-08 15:03 查看: ||

主持人語

 

近年來,學科分支細化誘發的學術視野萎縮,是高等學校人才培養中逐漸顯現出的弊端。在傳統人文學科中,我們日益懷念漸次遠去的“通儒”,他們宏闊的學術格局和豐盈的精神世界,都成為這個時代的奢侈品。

 

“通儒”對傳統學術的繼往開來,究竟有怎樣的意義?如何在現代學科體系中,讓老一輩“通儒”發揮作用,讓新一代“通儒”逐漸養成?是王寧老師在這篇《打破學科壁壘 培養通儒人才》中討論的主要問題。我們推送此文,以期引發更多對此話題的關注和思考。

 

 

打破學科壁壘  培養通儒人才

作者:王寧

 

近現代學術的發展往往以一些新學科的自我定位為重要標志,而定位的結果就是學科愈分愈細;然而,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那些世界級或國寶級的專家,卻往往是跨越幾個不同學科的通儒。

 

近幾十年來學科結構的細化,導致了學術人才培養中“畫地為牢”的傾向,一方面,舊時代培養起來的少數通儒在人材培養上受到極大的限制,另一方面,學術新人的知識面越來越窄。結果就是,學術愈發展而通儒愈少。

 

原有的通儒其才未盡其用,新的通儒培養不出來,學科就會慢慢走向萎縮,又怎能有持續性發展?

 

 

從學科上說,高等學府的文科是累積型的學科,學術的發展在相當程度上要依靠材料、觀點和理論知識的積累。它與自然科學中那些必須不斷進行理論和規則更替的應用型學科不同。文科特別是其中的傳統學科,想要出最佳成果,超過前人,必須有所“厚積”。“厚積”非一時一人可以完成,所以要特別重視師承。

 

老一輩人文學科學者在受教育時,并不遵循現在規定的學科結構,他們的知識和經驗都不以現有的學科體系劃界;他們豐富的人生、社會體驗,使本來積累的知識爐火純青,這豈是某些學科所能框住的?

 

一位國寶級的專家的寶貴之處,就在于其精外有博、博中有精的獨特風格和不同一般的學術內涵。然而不幸的是,半個世紀人為劃分出來的學科,再掛上一個不許超越的“教研室”牌子,把一些老專家放到里面,只能讓他們大材小用、大智變愚。

 

以啟功先生為例。啟先生的出身、早年經歷和自己的好學深思,造就了他睿智的學術眼光。青年時代得遇陳垣校長和其他幾位名師,又推動他學識的精進。他對中國古代文化獨到的體驗比比皆是,他對字畫碑帖的鑒定,對傳統詩詞書畫的美學價值和內在規律的探討,對漢語漢字的理解,都可以說是“身懷絕技”。尤其是他在表達上富有個性的言語方式,可以稱得上“唯一”。

 

他的學養帶有綜合性,帶有經驗性,一旦把這些價值限制在學科的小格子里——比如古典文學,文獻學,書法學等等,原有的知識內涵就無法充分體現了,反而不如那些一開始就在小格子里培養出來的人那么適應。

 

當年,啟先生的博士點兒曾掛過“黃牌兒”,為這個我去找過當時的學位辦,他們說:“啟先生字寫得好是不假,可他老人家的博士點是‘文獻學’呀!”要不是高校古委會安平秋教授出手搭救,那博士點恐怕早就被“滅”了。聽完那個答復,我才明白啟功先生為什么最討厭人家稱他“書法家”,當初要他牽頭創建“書法博士點”,他堅決拒絕。用啟先生的話說:“寫字能培養什么博士?”

 

啟先生也不是很喜歡“文獻學”這個名稱,多次對我引用《尚書大傳》的話說:“‘獻,賢也,萬國眾賢共為帝臣。帝舉是而用之,使陳布其言。’文是寫下來的,獻是說出來的。古代、今天的歷史、理論都是這么傳下來、傳出去的。文獻學豈不是管著所有的學問!”

 

啟功先生

 

2003年,北師大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成立的時候,三個“學科”綜合,當時的理念是:鐘敬文先生的民俗學是底層文化,啟功先生的文獻學是上層文化,我的老師陸宗達先生的傳統“小學”是基礎工具。三者結合起來,才能拓寬研究。

 

當我向啟先生說明這個意思時,啟先生用他特有的表達風格說:“鐘先生、陸先生兩家,一個是口頭,相當于“獻”,“獻”中的“黎獻”就是民俗;一個是“文字”,當然是“文”;兩者豈不是都包含到“文獻”上了。鐘先生、陸先生都是我敬重的長者,他們各自的學問都是我拜服的,全讓文獻收走了,折煞文獻也!”研究中心定名時,啟先生堅決不用“文獻”為名,之后改成“典籍”,他才默許。

 

我也常常想起自己的老師,陸宗達先生在20-40年代講過的課,除了文字、音韻、訓詁,以外,還開設過漢魏六朝詩、《文心雕龍》等文學課,他跟黃季剛先生多年,這些課的根柢是錯不了的。可是50年代一劃學科,他也只能跟俞敏先生一起去講現代漢語語法。

 

學科劃細,藩籬重重跨不過去,學科壁壘把人套住,怎能人盡其才?這不僅關系到老專家,也關系到青年學者的成材,關系到學科的建設和發展。在人為畫定的小框里,老專家難以施展身手,導致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培養出來的人才知識趨窄,眼光趨短。換言之,跨學科、知識面廣博的“通儒”難以造就,人為劃定的學科單打獨斗,發展、應用都受到局限,其實正處在隱性的萎縮之中。

 

學科分類越來越精細,學科關系越來越單線,美其名曰“術業有專攻”。你專攻這一點,我專攻那一點,你不許我進來,我當然也不敢進去。大家都守著那一畝三分地,種著那一樣承包的莊稼,地越種越薄,增產的希望從哪里來?

 

我初回北師大那些年,遇到兩件事。第一件,啟功先生寫了一本《漢語現象論叢》,在我看來,他對漢語特點的領悟實在敏銳,他送給我們教研室一位先生向他請教,有一次在路上遇到這位先生,很恭敬地問這本書他看了沒有。不料這位先生到了教研室會上,跟大伙說:“看見沒有?外行人都來討論咱們的問題了,咱們也得趕快寫東西了。”這一個“外行人”和一個“咱們的問題”,可不是應了我的那句“你不許我進來”的話!

 

另一件是我的一位師妹鄒曉麗寫了一本講《紅樓夢》的書,叫《試解其中味》,專門分析《紅樓夢》里人名、地名的諧音雙關,見解獨到,我看得津津有味,勸她開一門“《紅樓夢》研究”的選修課。可她說:“這是人家教研室的課,咱們去開不是得罪人嗎?”這一個“人家”和一個“得罪人”,可不是又應了我那句“我當然也不敢進去”的話了嗎!

 

打破學科壁壘

 

 

學科壁壘森嚴,似乎是中國特色。北大的牛大勇老師對哈佛的歷史學科作了一個調查,他說:“哈佛大學的歷史教學任務,不是以一個系承擔,而是以歷史學系為主,由考古學系、人類學系、古典學系、東亞學系、歷史與文學系,以及政府學系、法學院、經濟學院等等共同承擔,每個本科生要求必須上的專業課和與專業有關的課程,不及開出的全部課程的一半。”

 

前人的經驗也可借鑒。清代的大學者戴震,精通天文、地理、哲學、文字、音韻、訓詁之學,可稱通儒,而他的幾個弟子則各繼承發揚其中一門學科。近代國學大師章太炎,其學問涵蓋經學、歷史、哲學、文學、中醫、“小學”等領域,他的幾位弟子也基本是在其中一方面深造有獨得……盡管就他們兩輩師生而言,學術傳授沒有受狹小學科結構的限制。可是說起來,也只有戴震和章太炎這樣的學者,可以叫通儒。

 

其實,科學的學科結構稍細。就現代科學而言,倒也不妨。但高校的課程結構必須多學科貫通,尤其是傳統的人文社會學科,按現代學科結構劃分的現行教研室格局必須打破,只有這樣,堪稱通儒的大家,自己才不會受委屈,育人的作用才能得到全面發揮。

 

清·戴震像

 

(2015年7月后記:這篇文章2000年發表,時隔15年,又一批博學的老師陸續去世,無法彌補,也許交叉學科還可以補救萬一,即使從現在開始,恐怕也要再有15年方可見些成效;而我們現在并沒有開始推倒學科的壁壘,不禁讓人十分擔憂啊!)

 

 

 

王寧

1936年生,北師大文學院資深教授,北師大章太炎黃侃學術研究中心主任,章黃之學在當代

責任編輯: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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